作者:李。,中国文学研究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清代异端美学中的耿灵与桂吟作为自由音乐的古琴中国-最新资讯

* 来源: * 作者: * 发表时间: 2019-06-14 10:47:18 * 浏览: 32

    “你要知道什么是音乐,你还是要向西方乞灵”。

    这是一句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流传了大半个世纪的话。还曾有不少的人因这句话而被感动、被激发、被批判或被打倒。

    小时候,我并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只不过听身边常有人引用。醉心于古琴之后,我对这句话便更不在意了。虽然有时翻阅旧书,或灯下打谱古琴,听风入松间,古浪横流,仿佛潜藏于深水微澜中一头危险的白鲸,这句话总是会在我不经意时偶尔浮出水面,试图攻击我。但它在我冥想的船舷边喷水之后,往往又消失在浩瀚文献的苍茫大海之中。因我自幼学小提琴,从七十年代开始就受到西方音乐的浸淫,少年时代,我也曾对这句神秘咒语般的格言极度痴迷过。因为我毫无疑问地认同那座由巴赫、贝多芬、斯特拉文斯基、勃拉姆斯、马勒、老柴、肖斯塔科维奇、拉威尔、哈恰图良、勋伯格或潘德列茨基等人所代表的西方音乐传统铸造起来的庞大建筑。认同从中世纪宗教弥撒曲、和声、对位法、小提琴独奏曲、象征主义交响诗或奏鸣曲、协奏曲、序列音乐乃至二战后的电声先锋新音乐所带给我的伟大之美和铭心刻骨的影响。我记得在“85思潮”运动波澜壮阔的鼎盛时期,也曾流行过一句类似的话,即:“工业文明正在召唤我们”。但同时,我又因自己是个血统纯粹的中国人,尤其精进于古琴后,便本能地对那句梦魇般的音乐格言所带给我的近似犬儒主义的美学浪花、冰山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漩涡,产生出了惶惑、怀疑或羞耻,甚至还有些恼怒。

    我毫无疑问地崇拜着这句话,却又下意识地在它的阴影下挣扎。

    静夜抚琴时,我会突然问:为什么一定要向西方乞灵?好的音乐或艺术,就一定是要以西方为坐标参照系来做出判断吗?这乞灵的乞是指的乞讨,还是祈求?这灵是神灵、心灵还是灵感?带着这个矛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每次我在音乐学院的操场上,看见音乐学教授蔡仲德先生骑着自行车穿过醇亲王府花园时,都有一种想扑上去向他请教的冲动。奈何,我始终没有勇气在蔡先生面前表达我肤浅的质疑。直到蔡先生去世,我也没有让自己迈出这一步。但带着这句判决词一样的语录,我在纵览古籍,参诸西学或研习琴谱时,便开始留意一切与之有关的思想。也带着这个看似音乐艺术理论,实则可谓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的焦虑,我便时常不断地回到对此语之主人的追忆中。

    这句话的主人,即近代中国一个堪称为异端、狂悖而忧伤的政治家、诗人和音乐美学家青主(1893~1959)。青主原名廖增彝、廖尚果,又名黎青主,1893年6月出生于晚清广东归善(惠阳)县一个有书香之风的大家族。他的弟弟廖辅叔则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大家。辛亥革命时,少年廖尚果曾参加潮州战役。18岁的青主在造**的浪潮中,随起义军攻入衙门,并亲手枪毙了潮州一个姓陈的知府,因而获得了一块银光闪闪的“革命军人”奖牌。1912年民国建立后,廖尚果赴德学习军事,后改学法律,业余便兼修钢琴和作曲理论。对西方文明与音乐的狂热之爱,使这个刚剪掉辫子的南粤少年的心产生了化学性的、甚至可以说是血统论意义上的激变。他当时的思想非常激进,徘徊在左翼思潮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如他也曾发表文章说“要在全国、全世界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十年之中,他都沉浸在欧洲中世纪古堡、基督教音乐以及正在爆发的苏俄十月革命的消息中。1922年,青主自德国归来后,便参加了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陈炯明总司令部的秘书。他毫无疑问经历了广东历史上最关键的军阀时期和农运时期。1927年,宁汉分流,大革命失败,“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为铲除异己进行大屠杀,试图消灭一切共产主义这只钻到民国内部来的红色特洛伊木马,到处腥风血雨,从上海的淮海中路到广州的大街上,时常能见挂着刚砍下的人头。因此,有一点左倾意识的廖尚果,自然也成了黑名单上的人。汪精卫也一口咬定廖也是“著名共党”。但国民党广州市的负责人李济琛比较了解廖尚果的底细,知道他不过就是一介书生。于是李济深网开一面,放了青主,使他得以死里逃生。所以,开始廖尚果被国民党通缉,辗转逃往香港等地。到了1929年之后,他又回到了上海,微服易装地走进了上海国立音专。因为过去留德的同学萧友梅正好在任该校校长。萧见到廖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是人还是鬼?”廖尚果一言难尽,啼笑皆非。在萧友梅的帮助下,廖尚果留在了该校担任教授西方音乐的老师,一来为了逃避政治失败,二来维持生计。于是,他从此更名为“青主”,并主编了音专的校刊和《乐艺》杂志。在此期间,他发表了著名的《乐话》和《音乐通论》等影响深远的著作,并为《乐艺》等刊物撰写了六十多篇乐评和随笔。“你要知道什么是音乐,你还是要向西方乞灵”。——这句话就出自《音乐通论》。总的来说,青主一生的著作也就十来万字,从事职业音乐家的生涯也不过六年,但他无疑是中国近代音乐美学的开山之祖,是中国音乐“全盘西化”的第一人。这一地位,以及其大胆宣称“向西方乞灵”的“反动艺术言论”,自从民国三十年代以来,一直到毛泽东时代,乃至到80年代之后,都始终是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一个难以充分解析的公案。他受到过广泛的批判,引起过无数的争论,也启迪了不少天才的、有独立思想的音乐人。

    按照蔡仲德先生的研究,青主反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思想,主要建筑在反礼教之上。因他认为,中国自古“礼乐”并称,音乐一直是庙堂、皇权、士大夫与制度的附庸,是“礼的附庸”,而非一门独立的艺术。那么,青主难道不知熟谙古琴与乐律的阮籍、嵇康等魏晋人物也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与“越名教以任自然”,并追求独立自由的古代音乐家吗?他当然知道。但问题在于,他连音乐去“任自然”这一点也是否定的。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在青主看来,中国音乐就像满清皇权政治,由于聚集着太多的落后和技术问题而全身是毒。唯有下一剂“向西方乞灵”的猛药,才能为溃烂的中国音乐解毒。

    青主几乎在以西医外科手术的方法,试图解剖、研究并渴望重新复活中国音乐这具僵尸。而他的医术很简单,就是大换血。

    但这能够有效吗?中国音乐真的已是一具僵尸了吗?

    青主,这一奇怪的笔名,据说是来自廖尚果对明末孤绝一时的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道士兼反清遗民傅山(1606-1684)的崇敬之情,因傅山字青主(又字青竹)。这位曾被顾炎武称为“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和“萧然物外,自得天机”的明末怪杰,自然也难以预料到自己的名字会在三百年后被重新用一遍。而廖尚果,作为一个崇拜西方文化,发欧洲音乐之滥觞于灵魂的人,为何又在对革命失望之后,追忆起傅山的遗民精神来呢?这不仅是由于廖尚果的反清历史,更多的似乎还在于他的骨子里,尽管愿意“向乞灵西方”,但始终下意识地又对西方缺少一种秘密的血液本能与文化认同感。即,明人傅青主是一位杂糅传统学问的天才思想家,而民国人黎青主,似乎也当仁不让,冥冥中在秘密地渴望自己也能拥有中国古人那样的智慧和百科全书一般的精神谱系。

    一般认为,青主是个感情极端浓郁,悲怆且宣泄的人。他虽然投身于政治生涯多年,但在性格上其实最不适合搞政治。他对爱情、女人和舒曼的热狂,完全不像一个热衷于共和制度的中国政客,而像一个西方象征主义抒情诗人。因为除了前言以外,青主一直在书中用英语称他的夫人阿逑为Madame(夫人)。阿逑本是青主父母指腹为婚的惠州传统妇女。之前,青主在德国还结过一次婚,即他的第一任妻子为德国人华丽斯(Valesby Heinrich 1895-1969),华丽斯精通钢琴与小提琴,对青主早期音乐素养有巨大影响。少年廖尚果留学时,阿逑则在惠州老家,守着祖宗祠堂和妇道,耐心地等着这个未来的夫君。而1922年廖尚果回国后,尊父母命,也不得不与无太多感情基础的阿逑完婚。但阿逑亦是一位西方音乐行家。婚后,阿逑便以对钢琴的娴熟和朴素的爱,让青主倍觉幸福。于是,这个传统的南粤少女阿逑,却反而成了青主无论生活上还是精神上的Madame——因他的整部《乐话》便是献给刚去世的中国夫人阿逑的,而非那位最初给予他西方音乐学养的德国夫人华丽斯。

    在《乐话》的前言中,青主开宗明义地就说:

     

    逑妹,您弃我去了!因为我的眼泪还流不尽,所以您遗留下这本日记,俾我把他检读起来,可以流下一行行的眼泪,籍以宣泄我心中的悲郁。

    逑妹,别人是否赋有灵魂,我不知得。但是您,您是赋有灵魂,您的灵魂是永久不减;因为您爱我,故此我亦相信我是赋有灵魂,我的灵魂是始终离不开您。您虽辞了人世,但是我感觉得:我和您全没有半点隔膜!

     

    由此可见,《乐话》在青主的心中,不过是一本给逝去夫人的血泪日记,是一种很私人的爱情与精神诉求,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音乐理论。尽管其中充斥着许多青主个人对西方音乐、西方格言与音乐史的记述和理解,但书的核心价值观却是建立在他和阿逑两人的爱情生活之上的。

    我们再来看一些《乐话》中的段落罢:

     

    Madame,您之于我,是好比艺术的神之于各个艺人,您是我的上界主宰,您是众位艺术的神中最美的那一个乐艺的神……

     

    爱是无穷的,艺术也是无穷的,只有我们的生命才是有限的。在我们有限的生命期间当中,就是一瞬息的功夫,我们都要使用到我们的爱里面,和艺术里面去才好。

     

    譬如我站在您面前,我马上便知道您的眉语,就是音乐的和声;您的眼神,就是音乐的风采;您的微笑,就是音乐的春痕;您的吻痕,便是音乐的圣迹。

     

    Madame!您说当您把一首乐曲学会弹奏的时候,您同时也可以离开乐谱,凭着您的记忆力,把他从头到尾背奏出来,您因此极不满您这种练习弹奏方法。

     

    外面又起了一片惨杀得枪声,全酒店里面的人们,都惊惶起来……但是我们是用不着惊惶的,我们保留着我们的思想和爱。

     

    音乐是上界的语言!

     

    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最好杀人的,并不知道什么是神圣,更不知道什么是爱,要剪除中国人的这种兽性,当然是需要音乐了。

     

    在书中,青主还以他熟练的外语和记忆,随口便吟诵康德、歌德、席勒、瓦格纳、莱布尼茨、叔本华、马丁·路德、舒曼等人诗或艺术格言,仿佛他就是一个纯正的德意志人或欧洲人,几乎看不到一点中国传统的影响。而我对青主的描述,也似乎可以暂停了。因青主除写乐评,还写过一些艺术歌曲,如《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等,三十年代起一直被传唱。他还出版了《清歌集》《音境》两本艺术歌曲集。但1934年,当蔡元培等人疏通人脉,将他的通缉令取消之后,他却意外地,完全停止了音乐方面的活动。从四、五十年代一直到死,青主主要工作都是在大学里教授德语,或偶尔翻译一些音乐美学著作。知音阿逑死了,青主就归隐了,他的传奇故事似乎也就结束了。

    然而,当我正对青主音乐美学这一异端精神痴迷时,一个和他同时代的古琴大家的存在,却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这个人与青主的重叠之处太多了!多得让人都有点诧异:他与青主竟然是同一年出生,经历了同样的北伐战争,同样认识李济深,进入过同样的官僚阶层和政治生涯,同样地醉心于音乐之美,甚至最后还同样地弃官而去,最后也仅相差一两年便相继去世。他们互相并不认识,但都曾生活在同样一个环境中,可以说是彻底的同代人。但他们对中国音乐的态度却完全相反。这此人便是近代浙派古琴宗师之一徐元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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